中国的档案史已有3000多年，早至殷墟甲骨，晚至今天的电脑数据库。其间的历程、发展和演进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最显赫的一面。如果没有档案，我们无以确定一个文明古国的存在，如果没有档案，历史也就成了无迹可寻的影子。
档案一名，所源甚晚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尚无“档”字，到五代时期梁顾的《野玉篇》才有“档”字，意即盛物的木格。而“案”字很早就见于史籍中，在《唐史》中即有“文案”一词，宋代有“分案”制，意即具体某一方面的事，如司兵权的“兵案”，司农的“农案”等等，所记载的称之为“案卷”。但档案二字合用，应在清以后，明人记载中还有“架阁库”一词，“架阁”就“档”的意思，“架阁库”就是档案库。推论起来，应是“档”上搁“案”之义。具体两字如何连接起来，史无记载，据单士元先生考证，应是满音的用法，在清初“档案”已成为常用之词。
范文澜先生曾将中国文化的主流脉胳称之为“史官文化”，这个词涵义甚广，仅就“史官”二字，便是指档案的记录者与编纂者。《周礼疑义举要》中写道：掌文书者谓之史。在商之前，“史官”的原型是“卜官”，在甲骨上占卜，检验是否灵验，并记录其结果。内容包括战争、祭祀、礼仪以及下雨、春耕、狩猎等一切社会生活的内容。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职业是当时社会最有权威的，其神圣性不容置疑，而记录的结果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，既是“君命天授”的象征，又是加强统治的手段。因此，“史官”的分工越来越详细繁复，在《周礼》中已有了严格的分类，有掌握全国财经的“天官”，管理人口和土地的“地官”，记录宫庭生活和贵族谱系的“春官”（老聃曾任此职），考察山川地势的“夏官”，主掌牢狱的“秋官”等等。一直到封建王朝末期，职责越分越细，其根本制度却与《周礼》是一脉相承的。因此，中国称得上是一个档案大国。
之所以称之为“史官文化”，其源于史官对史料的态度，自孔子批阅《春秋》以来，又经过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洗礼，史官基本上都是持儒家态度对史料进行筛爬剔选，这“儒家态度”看起来模糊不清，实则却是3000年历史上唯一权威的声音，凡被这声音所排斥的，统统“口诛笔伐”，这也是专制政权的集中体现。无怪文天祥至死也不忘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这“汗青”字义为竹简，实则是史籍档案。由此我们可以得知，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，尊重历史而不可盲信，档案的意义即在于作为古典文化事业与今天的发展的沟通而存在着，我们可以从中听到祖先的脚步声，模糊而又清楚，混沌而又沉重，从历史走到今天，又从今天走向未来。
 |
